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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行發:遙感夢 我的夢
  

人物簡介 

  顧行發,男,1962年6月出生,致公黨員,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遙感與數字地球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擔任國家重大科技專項“高分辨率對地觀測系統”應用系統總設計師,全球變化重大科學研究計劃(973)“多尺度氣溶膠綜合觀測和時空分布規律研究”首席科學家,中國地理學會環境遙感分會理事長,中國環境科學學會環境遙感與信息專業委員會主任。兼任國家航天局航天遙感論證中心主任,遙感衛星應用國家工程實驗室主任,國家環境保護衛星遙感重點實驗室主任等職務。 

  三十多年來,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涉及地面測量,航空和航天遙感中的主要環節,包括從可見光到熱紅外遙感的信息獲取、預處理、處理、模型化和應用的全過程。發表論文340多篇,出版論著10余冊,授權專利16項,獲軟件著作權45項。曾兩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五次省部級一等獎、一次省部級二等獎。榮獲“十一五”國家科技計劃執行突出貢獻獎、“中國科學院先進工作者”等榮譽稱號。1999年他作為海外華人科學家代表被特邀參加國慶觀禮,2009年作為新僑代表之一,受邀參加國慶觀禮。 

    

  功夫不負有心人 

    

  出生于湖北沔陽的顧行發,從小就喜歡仰望天空,尤其是看到飛機在藍天劃線而過的情景,更令他心馳神往。 

  “那個時候很窮,小時候看天上的飛機,很羨慕。到武漢上大學是坐著拖拉機去的,直到大學畢業,沒坐過火車,沒坐過飛機,一直對飛機充滿好奇。” 

  顧行發的父親是一名普通工人,母親靠賣苦力來貼補家用。小時候家里生活困難,甚至因為沒有鐘表,他需要去鄰居家看時間。年幼的顧行發會在放學后坐在15瓦的燈泡下編蘆葦,來緩解家里拮據的經濟狀況。雖然日子過得并不富裕,但父親卻很支持兒子的學習,給他訂閱了《解放日報》和《參考消息》,這些報刊在那個極度閉塞的年代讓顧行發看到了不一樣的世界。 

  1977年,國家開始恢復高考,剛讀高一的顧行發決定參加考試。但是由于文革的影響,他甚至連數學中的對數、物理中的歐姆定理這些基本知識都不知道。幸好他遇到了幾位好老師,不談報酬,不辭辛苦,放棄休息時間給他補課。盡管當年落榜了,但是顧行發并沒有就此放棄,而是重振旗鼓,繼續為自己的“大學夢”奮斗。在不分晝夜持續高溫的湖北,他常常一個人在屋子里汗流浹背地看書。功夫不負有心人,1978年夏天,16歲的顧行發以楊林尾中學第一名的優異成績順利考上了武漢測繪學院。 

  回顧這段貧窮卻幸福的時光,顧行發不無感慨地說,他得到了父母的支持,得到了老師的指導,更得到了時代的眷顧。如果沒有改革開放,沒有恢復高考,他也許跟其他年輕人一樣上山下鄉,或許就此扎根農村,那么他的人生軌跡就完全不同了。正是老師的無私指導和父母的悉心培養,才讓一個小鄉鎮里的普通孩子有機會走入繁華的大城市。 

  在報考大學的時候,懷抱著航空航天夢,他報考了武漢測繪學院的航空攝影測量系,結果入學后卻發現,這個專業跟航空航天基本上沒有什么關系,而是用飛機拍攝回來的照片進行測量,然后繪制地圖。直到后來學習了一門遙感課,年輕的顧行發才終于知道自己想要追求的是什么。 

  “這門課程在我的專業里甚至不是一門主課,但我學了以后感到,自己以后就想一門心思搞遙感,到老都要搞遙感。”他笑稱,“那時候我甚至還逃過別的課,跑去圖書館看遙感方面的書。當時在圖書館看書時,發現了《遙感手冊》,當時對我來講,上面的內容太深奧,冥冥中我感覺到這就是我的理想,幸運的是我遇到了我遙感生涯的啟蒙人——邊馥苓老師。邊老師在課堂上講遙感講衛星,這令一個連飛機都沒有見過的少年對航天技術產生了強烈的向往和崇拜,更堅定了我的信念。” 

  1982年,大學畢業后,顧行發被分配到國家測繪局測繪科學研究所航空攝影測量室工作。但一心想要研究遙感技術的顧行發多次向上級提出申請,表達想要從事遙感方面研究工作的愿望。幾經周折,終于調到所里的遙感資料部工作。 

  “記得聽到領導批示同意調動時,我激動地流下眼淚,并下決心一定要做出一番事業。” 

  1986年2月,法國發射了SPOT衛星,測繪能力全球領先。當時中國高科技還嚴重滯后,迫切需要培養一批自己相關領域的人才。國家測繪局等相關部門,選送一批青年技術骨干出國深造。 

  “那年我還是國家測繪局測繪科學研究所的一位助理工程師,心中懷著對衛星遙感技術的渴望,肩上擔負著振興國家科技發展的重任,有幸在公派出國的名單中,被派往法國巴黎第六大學學習衛星遙感技術。” 

  像高中考大學的時候一樣,初到法國,顧行發什么都聽不懂,筆記抄都不會抄。分子光譜這門課程,最高20分,而他只能拿到3分。當時的窘境,顧行發至今記憶猶新。 

  “當時可供學習使用的計算機數量有限,白天被法國人壟斷的,我常常在半夜兩點起來用。加上當時身上的錢有限,為了擁有更多的資料,不得不經常整本整本地復印專業書籍。”正是這種學習勁頭和鉆研精神,顧行發的成績逐漸提高,最后得了很多“優秀”。 

  “大家都很優秀,所有的人都這樣,都想學有所成。當時也沒想把這和成功聯系起來!”  

  法國的教育制度與中國不同,讓顧行發不解的是,自己的論文答辯完之后,他的導師竟然不知道他的題目。但導師的一句話讓他如夢初醒,也受益終身:“如果我懂了,還需要你做什么。我不需要你重復我的研究。我所做的只是給你創造一個研究環境,你自己提出科學問題。”基于這種教育,顧行發逐漸養成了獨立自主創新的意識。 

  在導師邀請下,顧行發主要從事衛星定標方面的研究。當時法國的衛星是靠美國的衛星進行定標的,可借鑒的資料非常有限,于是,顧行發在馬賽附近選擇實驗場地,出色完成了法國衛星的校正工作,彌補了法國這一技術的空白。 

  當時在遙感方面,美國做得比較好。但是有一天在閱讀美國一組數據的時候,顧行發卻發現了其中的錯誤,起初他不敢相信,就一次次做實驗比對,最終證實了自己的觀點。美國專家根據他的發現,對數據進行了修正。 

  “他們感到意外的是,發現問題的竟是咱們中國人。法國方面也極為榮耀,因為這是在法國的條件下的重大發現,當地議長聽說之后,驅車前往我學習的研究所對我進行表彰。當地報紙、歐洲遙感協會會刊及人民日報海外版都曾對此做過報道。我因此得到了業界的承認,并被法國視為自己的驕傲。” 

  1991年獲法國巴黎第七大學物理系遙感物理學博士學位,法國真誠邀顧行發留法工作,并許諾給予他終身研究員的職位,進入公務員行列。 

  1993年,顧行發被聘為法國農科院研究員終身職位。此后10年,他的工作和生活一直順風順水,直到2003年世界遙感大會的召開,這樣的平靜才被打破。 

    

  學優不忘報國志 

    

  2003年,世界遙感大會在法國舉行,不到1000人的大會,中國去了約有300多人。然而,就是在那次大會上,顧行發發現沒有一個發言人,特別是沒有一個中國的發言人在報告中引用中國的遙感數據,也沒有一個人提及中國的衛星遙感計劃。 

  “沒有一個人的研究成果是根據中國遙感衛星做的!當時就連一些很小的國家都有自己的衛星應用計劃。什么時候中國自己的航天遙感在世界上能夠占有一席之地?我當時就很不服氣,我不相信在這方面中國不能發出自己的聲音。我要回去,做中國自己的航天遙感。”回憶起這段歷史,顧行發明顯有些激動。  

  其實,早從上世紀90年代起,身在法國的顧行發就開始了與中國的合作。1992年,時任中科院遙感研究所所長童慶禧邀請顧行發回國講學。此后,顧行發每年都回國講學、訪問、交流、合作,把在法國學到的技術用到國內。 

  “雖然那時我才初出茅廬,但這些前輩都對我寄予了很大希望,我每年都能收到老院長周光召的賀年卡。我深刻感受到中科院對人才的高度重視。”顧行發說,“但這樣來回跑,就像是隔靴搔癢,我始終想找一個更加合適的平臺。”  

  1994年,業界的一位老先生給顧行發打電話,告訴他中科院有了“百人計劃”,這項高目標、高標準和高強度支持的人才引進與培養計劃承諾,將以每人200萬元的資助力度從國外吸引并培養百余名優秀青年學術帶頭人。那時,他就想以此平臺回國。于是顧行發拜訪了陳述彭院士和王大珩院士,兩位前輩告訴他回國條件還不成熟,建議他先在國外多學多看,總有回報祖國的一天。在前輩們的指導下,顧行發一邊將精力放在與國內的交流上,一邊在法國繼續積蓄實力,等待機會。 

  在這期間,他每年都會召集在法國工作的18個中國科學家組成“法國支援中國西部志愿團”,回國為甘肅的經濟發展建設出謀劃策。顧行發一行18人也被戲稱為“十八勇士”。 

  “2003年,世界遙感大會上我遇到了時任中國科學院遙感應用研究所副所長田國良,從他那里了解到國內的情況,國家有關部門決定籌建國家航天局航天遙感論證中心,希望我能夠牽頭籌建這個論證中心,這正和我的想法不謀而合!因此,我下定決心要回國,做中國自己的航天遙感。” 

  2003年12月,在中國駐法大使館的幫助下,顧行發成功回到了祖國母親的懷抱,并在田國良等老一輩遙感專家的引薦下,入選中國科學院“百人計劃”,著手和同事籌備成立國家航天局航天遙感論證中心。 

  “其實在海外學習工作期間,法國人待我很好,但我的心中卻始終有一種不安。”顧行發說,“一是我們中國自己的遙感在國際上沒有一定的地位,讓我感到不安;二是我們改革開放后成長起來的這代人,獲得了很多好的機會,深受國家和前輩的恩澤,總想要為祖國做些事情。科學研究哪都能做,但中國的航天遙感事業只能在中國來做!” 

  雖然放棄了法國優厚的學習和生活條件,但顧行發并不后悔。“因為回國一直是我的追求和夢想。在國外做得再好,也不可能進入人家的核心領域,在國內就不一樣了。”  

    

  攻堅克難不言苦  

    

  回國伊始,國內的科研條件還比較差。顧行發只好和團隊的同事擠在一間18平米的辦公室里,經常工作到凌晨一兩點,寫項目申請的本子摞起來,竟高達一米多厚…… 

  當時相關部門問詢其需要解決什么時,顧行發答曰國民待遇。在顧行發看來,條件是自己創造的,不是自己要的,自己回國是要創造價值的。 

  “很多人都以為,回國就要有一個很好的外部環境,才能回來做好工作,我要告訴他們,先捫心自問,別一張嘴就要各種待遇,你們想想自己為國家做了多大的貢獻?”很多人都認為,作為海歸,顧行發是比較成功的,各種物質條件都有,但顧行發卻給記者講述了他當年的故事。 

  剛回到國內,單位給顧行發分了一套只有30幾米的房子,各方面的硬件條件都十分差勁。“水龍頭一扭就被扭斷了。連抽水馬桶,我也是一年半載之后,才知道這里面的水是溫水,因為冷熱水都是混的……” 

  顧行發風趣地笑著對記者說:“當時小區到晚上12點就關門了,但我一直習慣工作到凌晨1點。不得已,每次都得翻墻進大院,并用繩子捆好自行車拽上來翻過墻去,免得被偷,還要摸著黑爬樓梯到位于13層的宿舍。” 

  但當時沒有人知道,在顧行發回國之前,定居在法國普羅旺斯時就已經住在別墅里面了,且門前還有一畝半的草地。但顧行發始終認為,既然決定回國發展就不應再顧念曾經的優越生活,一切要扎扎實實從零做起。 

  “有人說我回國是吃飽了撐的,但我卻想,回國就不要講犧牲,工作就不要講貢獻。”回憶起那段時光時,顧行發說,“我回來是想做番事業,想為中國自主設計自己的對地觀測系統。當個人的發展與社會、國家需求相一致時,就一定是最好的選擇。” 

  科研環境的簡陋猶可克服,但科研經費的缺乏卻是當時顧行發面對的最大難題。幸運的是,在原法國使館參贊時任教育部國防合作司司長曹國興的推薦下,他申請到教育部留學回國人員啟動基金,在其以及中國科學院的“百人計劃”項目資金的資助下,開啟了他的中國遙感夢。 

  “我們結合國內外遙感科學的發展趨勢和技術前沿,為發展中國的航天遙感事業開展了大量前瞻性、基礎性和創造性的工作,為中國航天遙感的管理和應用提供科學和技術支撐。” 

  自2004年1月12日國家航天局航天遙感論證中心正式成立以來,積極參與國家遙感應用需求和指標綜合論證和航天遙感載荷指標體系框架論證,圍繞CBERS-02、02B星、FY3和HJ星開展國產衛星標定與算法研究。中心通過與國內外多家單位合作,逐步形成了遙感試驗場網、仿真試驗平臺、新技術驗證、應用系統評價等技術手段和天地一體化全鏈路科學論證體系。同時,與泰國、法國、埃及、澳大利亞、英國、德國、美國、匈牙利等10多個國家開展了定標、真實性檢驗及農業等項目合作,建立了人員互訪、科研合作、成果共享等多層次、多領域的合作機制,為宣傳我國自主衛星應用提供條件。 

  通過大量的研究工作,中國在遙感科學領域的研究成果逐漸得到國際遙感學界的認可。在顧行發的召集下,世界遙感大會每年都會有中國遙感的專門會場。 

  “我們不僅發出了自己的聲音,還有自己的會場。能夠把中國的衛星遙感和對地觀測系統建立起來,支持我們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還能夠從而為全世界服務!” 

  2005年,顧行發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遙感應用研究所常務副所長;2007年,又被任命為遙感應用研究所所長;2008年,作為國家16個重大專項之一的高分辨率對地觀測系統重大專項應用系統組長,開展中國對地觀測系統論證;2008年11月,劉紀原、吳美蓉和顧行發三位宇航科學院院士共同發起《國家自然災害空間信息基礎設施專項》的論證工作;2010年,高分專項經過國務院批準啟動實施,顧行發被任命為高分專項應用系統總設計師,同年,他申請到國家重大科學研究計劃(973)“多尺度氣溶膠綜合觀測和時空分布規律研究”項目,任首席科學家;2012年,作為規劃論證需求與應用組組長,組織《國家民用空間基礎設施中長期發展規劃》的編制工作;2014年,顧行發被推薦為“地球觀測組織GEO新十年(2016-2025)發展計劃”編制專家,參與未來十年對地觀測發展計劃的編寫工作;2015年被任命為專家組組長,論證《 “十三五”衛星應用規劃》,被任命為需求與應用組組長,論證《航天科技創新“十三五”規劃》。 

   同時,身為致公黨黨員和歸國人士,顧行發深刻理解海外人員的處境,并與他們分享自己歸國的感受:當個體的事業和社會的需求達到統一時,個體才會得到幸福感。自2008年起,顧行發歷任中央國家機關僑聯副主席兼秘書長、國家特邀國土資源監察專員、中國僑聯特聘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央統戰部黨外知識分子建言獻策小組科技組副組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等要職,積極參政議政,建言獻策。他呼吁發展自主遙感衛星應用與產業,呼吁數據共享,呼吁加強基于衛星遙感手段監測中國灰霾特性,用自己的所學為社會、為新僑服務,他的建議多次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批示。 

  從一個坐著拖拉機到武漢上學的孩子,到能夠有機會出國留學、得到國際遙感屆認可的杰出科學家;從最初只想回國參與祖國航天計劃的研究者,到能夠直接參與國家多項專項規劃的實施和決策、國際重大規劃的編寫,顧行發一路風雨,歷盡艱辛。回顧歸國十余年的苦與樂,顧行發坦言,作為一名致公黨黨員和歸國人士,自己很高興也很自豪能夠參與祖國遙感體系的建設和發展工作,參與國際地球觀測組織發展規劃。而他所有的成功都離不開國家對海外學子的關懷,離不開遙感前輩們對他的幫助和支持,他也始終不后悔當時歸國的選擇。 

  (作者系致公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華兒女雜志社海外版副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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